你真的了解宋仁宗時期的北宋嗎?趣歷史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
近來隨著網劇《清平樂》的熱播 ， 刷新了很多觀眾對于古代宋朝的認知 。古典雅致的藝術、優雅得體的禮儀、精美大方的服飾，瞬間風靡在很多網友心中 。再加上有“千古仁君”宋仁宗的所謂“仁義治世”，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王朝，竟在恍惚間綻放出大同社會的曙光 ， 這如何不令人沉醉?
可問題是，這個宛如“清平樂”一般完美的理想社會，在歷史上真的存在過嗎?士大夫口中所謂的治世昌盛又是真的嗎?撥開層層濾鏡，宋朝的“清平樂”就是一個笑話!
宋仁宗皇祐年間，監察御史包拯上了一道奏疏 ， 向仁宗趙禎陳列了以下數據：
一、在過去四十多年里 ， 朝廷的文武官員增長了一倍有余;
二、當下的官吏總數，是治理國家實際所需的三倍有余;
三、景德中期，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是4721.1萬兩，財政支出是4974.89萬;到了慶歷八年 ， 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增長至10359.64萬，財政支出也增長至8938.37萬 。
據此 ， 包拯向皇帝宋仁宗提了一個問題：納稅戶口根據統計，并沒有多少變化，土地的產出甚至還不如往年 ， 但朝廷的財政收入卻短時間增長了一倍有余，為什么?
包拯
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朝廷的橫征暴斂在宋仁宗時代已愈演愈烈!
接下來，包拯又進言道：近些年朝廷的開支越來越多，很多地方官員玩起了“折變”的把戲，以臨時需要的名義改征其他物產，原定交麥子的折變成交布帛，原定交絲綢的折變成交大米 。
例如，在陳州遭災后，政府下令將交小麥變更為交銅錢，每斗小麥折稅100文，再加上運輸雜稅等 ， 一共是140文 。而當地市場上的小麥，每斗價格僅僅是50文 。
包拯說，這些做法是二倍、三倍地剝削百姓，是在搞苛政暴斂 。他問仁宗：“日甚一日，何窮之有?……輸者已竭 ， 然取者未足，則大本安所固哉!”
如此一天天地聚斂 ， 何時是盡頭?受剝削者已被抽干，汲取的人卻還不滿足，國家的根本還能保持下去嗎?!
很多讀者看到這里可能會吃驚，但筆者想說 ， 包拯所言，并非僅局限于宋仁宗時代，而是跨越整個兩宋的常態!
宋仁宗(劇照)
北宋開國之時，稅賦就已經很高 。用朱熹的話來說，是“祖宗創業之初” ， 有很多事要花錢 ， 老百姓承受的負擔“比之前代已為厚重” 。且“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 ， 歷代統治者盤剝老百姓的手段，在宋朝這里無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南宋人李心傳也說，宋太宗時的財政收入已“兩倍唐室” ， 而之后“月增歲廣”，政府稅收一年比一年多，民眾負擔一年比一年重 。
陳舜俞是慶歷六年的進士 。在他眼中，宋仁宗時代是一個民生凋敝的時代 。他在給宋仁宗的一道奏疏中，總結了民生困苦的主要原因，具體而言是官家的八項盤剝： “今天下之賦五：曰公田、曰民田、曰城邑、曰雜變、曰丁口 。天下之禁三：曰鹽、曰茗、曰酒 。生民之衣食，舉此八者窮矣 。”
在這里，筆者也就淺談一下陳舜俞所列的這八項剝削手段，來揭開這個用“清平樂”掩飾真相的封建王朝 。
第一項，公田，指的是租種朝廷的土地要繳納地租 。這種地租在字面上比租種私田要低，但佃戶因常年受到官吏的敲詐勒索 ， 實際負擔遠遠超過了字面上的地租 。
自由農淪為佃戶、農奴
宋仁宗時期，朝廷掌控的公田已達到40多萬公頃 ， 已遠超全國可耕種田數的四分之一 。換言之 ， 朝廷是北宋最大的地主 。而朝廷如此多的公田，也無疑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本是自由身的農民 ， 卻淪為了沒有土地的農奴 。
所謂民田，指的是民眾耕種自家田地，需要向朝廷納各種賦稅 。前文里包拯提到的“折變” ， 受到影響最大的即是民田 。折變之外 ， 還有一種“支移” ， 也是北宋自耕農們聞之色變的剝削手段 。
耕種民田
“支移”，顧名思義，指的是民眾不但必須繳納田賦 ， 還需承擔官家運輸田賦途中所必須的運輸費 。與折變一樣，支移也成了政府增收的一種常規手段，而對于農民來說，則是又一大負擔 。
所謂城邑，指的是城市居民需要繳納宅稅、地稅、婚嫁稅等雜稅 。蓋房子要征稅，娶妻嫁女要收稅，出遠門讀書路過稅卡，隨身攜帶的銅錢、鐵錢也要納稅，農民則連耕牛、農具也要收稅 ， 北宋征稅面之廣，實可謂前無古人，民眾日常生產生活中的物品，幾乎都在征稅之列 。
而雜變，則指的是征收各類器械或物件，政府需要皮革就下令向民眾征收皮革 ， 需要箭桿了就向民眾征收箭桿 ， 沒有皮革或者箭桿的百姓，那就按照官價用錢抵物，這里的官價也遠遠高于市場價，所謂的征收物件，最后還是變成了變相收稅金錢 。
至于丁口，就是人頭稅 。宋真宗時代，各郡各州的人頭稅收得特別狠，甚至使得當地百姓不敢再養兒子，“民有子者或棄不養 ， 或賣為童仆 ， 或度為釋老”，生了兒子不是拋棄，就是賣掉，再就是送到寺廟 。
再到民間的三大禁品：鹽、茗、酒，就是指北宋政府對食鹽、茶、酒這類商品實施“禁榷”，也就是國家市場壟斷 。
壟斷方式則主要包括：(1)官產官運官賣;(2)由官府掌控貨源賣銷售許可證給私商;(3)由民間生產 ， 必須集中賣給官府，再由官府賣給民間 。
以酒為例，在北宋中期，汴京有民間酒戶70家，但這些酒戶全部得向政府購買“官曲”才能釀造 。為了牟利 ， 北宋政府的一貫做法是多造酒曲 ， 再攤派給酒戶，根本不管酒戶是否能把這些酒全賣出去，于是就出現了酒戶“蹶產以償”的問題 。很多酒戶最后不得已把家產全變賣了，卻都還不上欠政府的酒曲錢 。
食鹽壟斷和茶壟斷也是類似的問題，政府通過壟斷商品原產地和加收購買稅，使得很多私營戶主都大量破產 ， 社會財富都集中涌向了官家 。
政府壟斷食鹽生產
這也意味著：北宋政府利用自己的壟斷權力，完全無視人民的消費能力 。也因此，清代史學家趙翼認為，單就商品壟斷一事可言，“未有如宋之甚者” 。
在指斥了上述八項盤剝政策后，陳舜俞在奏疏的最后中直接否定了宋仁宗治下的民生：
【宋仁宗時期的北宋到底是什么樣的 所謂的清平樂是真的嗎】“今夫取民之財可謂悉矣 。一夫之耕，獲者在田，而斂者在門 。匹婦之蠶，織者在機，而征者在屋 。天之所生，地之所產 ， 茍可以衣且食者，皆為犯法禁，何民之不窮也!”
朝廷盤剝百姓財富可以說是用盡了手段 。糧食在地里還沒熟，征斂者已經上了門;布帛在織機上還沒完成，汲取者已經進了屋 。天地所生的東西，凡是可供百姓吃穿的，都變成了朝廷所有，由朝廷壟斷控制，民眾怎么可能不窮!
苛政猛于虎!
但不幸的是，無論是陳舜俞的奏折，還是包拯的上疏，最終都沒有得到仁宗肯定的答復 。
在宋仁宗趙禎看來 ， 民生困苦并沒有影響一個帝國的治安 ， 而一旦施行改革，則意味著必將引發階級矛盾，甚至會動搖到上層建筑的統治 。因此，朝廷無意改革 。范仲淹的慶歷新政，曾試圖整頓官僚集團和軍隊，減少冗兵、冗官帶來的財政壓力，進而達到舒緩民生的目的 。但卻因為損害了封建官僚貴族的利益，而終于失敗 。
結語：在筆者看來，仁宗時期的“清平樂”只是上流社會沉醉的夢話!偌大的北宋王朝在剝削者的層層壓迫下，早已變成了空心大樹 。統治者享受著來自底層剝削的財富而不思進取，吏治的腐敗和士大夫的結黨營私為此后的一系列矛盾埋下了伏筆，也為幾十年后北宋的滅亡吹起了悼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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