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工作是門職業（occupation)，當稱之為專業（profession)時，特指從事新聞工作必需特定的專業技能、行為規范和評判標準，而這些又必須通過專門的訓練才能獲取，并為新聞從業者所共享 。“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的槪念則遠遠超出了上述職業特征 ， 它還包括一套定義媒介社會功能的信念 ， 一系列規范新聞工作的職業倫理，一種服從和經濟權力之外的更高權威的精神，以及一種服務公眾的自覺態度 。
這里所說的“專業主義”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 ， 它是在西方產生的 ， 有著特定的語境和歷史條件 。（包括市場經濟的環境，自由的體制，行業的專業化，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獨立、自主的傳媒等 。） 但是 ， 我國早期新聞改革已經涉及到了很多符合專業主義的內容 。（其中包括反對“假、大、空，以事實說話”強調“貼近生活，提高媒介的服務性”，反對“有償新聞”等等）
與西方國家比較，新聞專業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有自己的特征，因為中國特有的歷史傳統和條件 。在西方社會，新聞的專業主義是服務于既定體制的意識形態，在中國的新聞改革過程中，它具有重構媒介和新聞從業者的社會角色與功能、以及改變新聞實踐邏輯的作用 。專業主義是一套論述新聞實踐和新聞體制的話語 ， 它又是一種意識形態，它還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模式，而專業主義在中國有多個傳統的淵源，也面臨各種力量的制約 。
2002年，“谷歌新聞”啟動，由算法代替人工編輯對熱點話題按照權重進行排序 ， 形成頭版新聞 。2016年8月，臉書(Facebook)的“熱點話題”(trending topics)完全自動化，取消人工編輯團隊，由算法進行熱點話題的審核 。推薦算法能夠基于用戶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偏好、行為、關系等數據進行精準化信息推送 。在信息過載的環境下，算法的個性化推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信息爆炸帶來的焦慮 。在國內，今日頭條、一點資訊、天天快報等新聞聚合平臺根據用戶的個性化偏好推薦新聞，對網絡信息進行導流 。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根據用戶的瀏覽記錄和使用習慣推送相關視頻 ， 聚集大量粉絲群體 。
國內外的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開始應用自然語言生成技術自動生成新聞報道 。寫稿機器人正在代替人類采訪人員完成財經、體育、地震等領域常規的程式化新聞報道 。DT稿王”、今日頭條的Xiaomingbot、國家地震臺網的“地震信息播報機器人”等能夠快速生成新聞稿件 ， 將人類采訪人員從重復性的簡單新聞報道中釋放出來 。除了文字新聞，新華社在自動化視頻新聞方面取得重要進展 ， 2017年以來，先后推出中國首個媒體人工智能平臺“媒體大腦”、升級版“媒體大腦·MAGIC短視頻智能生產平臺”、用不同語言播報新聞的多位“AI合成主播”，在機器生產內容(MGC)和媒體機器人方面先試先行 。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指馬克思主義對于新聞現象和新聞傳播活動的總的看法 。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必須把握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③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全黨全國工作大局服務的方針，這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基本方針；
④要堅持新聞的真實性原則 ， 這是新聞改造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是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新聞工作中的具體體現；
從新聞傳播理論來看, 媒體作為“喉舌”時, 它的功能主要是為黨和政府的政策、立場、觀點表達提供便利, 充當“傳聲筒”;而當媒體作為“耳目”時, 它的功用主要是為了滿足知情權、實施監督 。然而, 在我國實際的新聞實踐中, 存在著過分強調“喉舌”而忽視“耳目”作用的現象 。數據新聞的出現有望改變這一局面 。
以BBC (1999—2010英國每一條道路上的每一起死亡) 的報道為例, 該報道用數據新聞的表現形式報道了英國的車禍問題, 整個報道由動畫視頻、圖表、互動地圖、車禍分布圖及對倫敦救護車的追蹤記錄等幾個部分組成, 通過可視化的手段和具體的數字讓受眾對車禍發生的時間、地點、傷亡人數及其分布等信息一目了然 。整篇報道很好地實現了“喉舌”與“耳目”的結合, 既宣傳了政府相關部門希望市民注意出行安全和交通安全的態度, 又充分保證了受眾的知情權 。類似的數據新聞大量涌現為完善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中的“耳目喉舌論”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數據新聞既能通過詳實的數據滿足受眾的知情權, 充當“耳目”, 又能通過對數據的分析來充分表達立場、觀點, 充當“喉舌” 。
在馬克思看來, 是一種強大的力量, 帶有普遍性、強制性同時又有一定的隱蔽性 。社會能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動, 還能左右社會局勢的發展, 因此, 成為了各國的政黨和政府千方百計要利用和控制的對象 。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一貫重視新聞媒介的導向作用, 幾代領導核心也分別在不同的場合強調過導向的重要作用 。然而, 大數據卻在悄悄改變著引導的模式 。
眾所周知, 大數據的核心在于預測, 在掌握大量數據的基礎上, 通過建立相關關系, 快速、便捷地分析事物, 從而做出精準的預測 。這給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的導向研究帶來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首先, “關系”的作用日漸凸顯, 傳統的大多是一種單向度的社會表達, 在引導的過程中只要考慮文本、語義等表層內容即可, 但大數據下的往往會涉及復雜的線上、線下關系, 有時候文本背后的社交網絡關系對于引導的意義往往會超過本身 。其次, 引導從事后的補救向事前的預測過渡, 現在的輿情監測主要是基于抽樣進行數據抓取, 由于數據量的限制加上數據庫標準不統一, 只能針對結構化的、小規模的數據進行分析, 談不上深層次的數據挖掘, 而在大數據時代, 使通過大量的數據挖掘實現精準的預測成為可能, 從而實現對輿情的提前掌控 。
新聞客觀性，指新聞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如實報道的特性，包括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 。內容上的“客觀”，指新聞所報道的事實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物、人物或事件 。形式上的“客觀”，指新聞所顯示的傾向性 ， 是通過其所報道的事實的邏輯力量實現的，作者采用的是“客觀陳述”的方法 。
這首先表現在傳播主體的多元化 。互聯網的普及和網絡媒介技術的發展使得人人都可成為傳播者，只要擁有一個賬號就可以發布想要傳播的信息 ， 傳播的門檻因此較之前大大降低 。其次，媒介的融合給予了受眾更自由、更獨特的話語空間 ， 他們可以借助開放的媒介平臺獲取需要的信息和表達自己對事物的觀點 。傳統主流媒體的權威性被削弱，其對信息來源的壟斷和對的領導地位被弱化 。最后，新媒體時代的來臨使得新聞業面臨“去專業化”問題，“新聞場域”內的行動者不再只是有正式資格獲準從事新聞工作的個體和組織，業余人士和“類專業團體”也參與到新聞生產中，包括公民采訪人員、社會化媒體等等，他們對社會的開放度更高 ， 經營模式更為靈活，參與度更高，在新聞生產質量和水平上不低于主流媒體，客觀性作為專業媒體的核心原則受到沖擊 。
在傳統媒介環境下，為了維護自身工作的自主性，新聞工作者與外界保持著一定距離 ， 社會公眾是很難看到新聞生產的全過程的，新聞業的公開透明性被質疑 。新媒介技術的發展和媒介融合的深入打破了這種矛盾，一方面，社會現實的變化要求媒體不斷對新聞報道做出更新和調整；另一方面，媒介融合的深入使得新聞報道的過程和不同渠道生產的版本直觀地呈現在受眾面前，新聞生產從幕后走向臺前 。同時傳播技術的發展增強了媒介與用戶之間的互動，用戶生產內容被媒介廣泛采納，用戶既是產品消費者也是內容生產者 。新聞生產過程由封閉走向開放，新聞客觀性受到直接的評估，媒體公信力的建立成為話語互動的結果，對新聞事實的建構面臨著調整和更新 。
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加速了全球一體化進程，對全球媒介傳播格局也產生了深刻影響 。地域的限制和空間距離已經不能限制媒介的傳播 。一方面，傳者和受者的身份界定已經失去限制，兩個角色可以相互轉換也可以同時扮演；另一方面，隨著媒介融合的深入 ， 復合型媒介傳播方式成為主流 ， 利用多種形式的媒介傳播手段、進行融合模式的媒介發展，成為當前媒介傳播環境的必然選擇 。傳播的無邊界意味著信息容量的無限擴張和傳播范圍和無限延伸，同時傳播主體和傳播渠道的多元擴張也增加了信息的復雜性，原始信息在傳播中可以快速擴張和發酵 ， 很容易脫離其原有軌道，數字技術的發展為其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新聞客觀性很難始終把握，難免在過程中扭曲變形 。
2009年美國公共評論家大衛·溫伯格提出“透明性”是一種“新的客觀性” 。他認為，既然主觀不可避免，不如誠實地揭露它，并主動披露這些觀點和偏見的來源，這會增加人們對報道的可信度 。透明性的實現在具體的新聞生產中體現為新聞生產前保證行動者的透明性、新聞生產中保證過程的透明性和新聞生產后保證媒體回應性 。透明性自提出到實踐以來的爭議焦點就在于向公眾主動公開自身的傾向，是通過增強透明性來反思和矯正偏見還是任由意見的公開表達 。這看上去是對客觀性原則的違背，但從目前看來，新聞生產的透明化和公眾對新聞生產的直接參與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 。
新聞價值是新聞事實本身所包含的滿足社會需求的素質的總和 。新聞價值要素包括真實性、時新性等不變要素和重要性、顯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等可變要素 。新聞事實所包含的價值要素越豐富 ， 級數越高，新聞價值就越大 。新聞價值的構成要素包括構成新聞存在的基本條件的客觀性、新聞存在的標志的新鮮性、指事實信息內容的重要程度的重要性、以及顯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 。
融媒時代時新性得到了極致化發展,時新性的內涵正向著實時性、即時性方向轉變 。互聯網傳播將新聞播報周期大大縮短,實時性傳播、即時性傳播具備了實現的技術保障 。同時,在網絡傳播環境下媒體越先發布新聞,新聞的時新性越強,就越有可能在新聞搜索方面占據有利位置 。從搜索引擎優化角度看,融合新聞采制對時新性的要求顯然遠遠高于傳統新聞 。此外，融媒時代用戶已經成為共同的新聞傳播者,而不再僅僅是被動的受眾——唯其如此,才能確保時新性價值的最大化,才能提供更有競爭力的新聞信息 。
重要性的內涵有復雜的一面,其地位相對獨特 。新聞價值屬性雖然都有各自獨立的內涵,但是這些價值屬性并不是互相隔離的,而是有所關聯的 。重要性并不像時新性、趣味性等新聞屬性那樣單一,它還可以看成是對其他多種價值屬性的包含 。其中,重要性與接近性、顯著性的聯系更加密切,事實重要通常也是因為事實接近用戶、具備顯著性的特征 。事實與更多人在利益上具有接近性,具有對特定受眾的顯著意義,這樣的事實才變得重要起來 。重要性在互聯網傳播條件下會出現細分傾向 。“在互聯網環境下,新聞受眾是個人化的或至少是分群的,因此他們對于重要性的把握是不一致的” 。對重要性的把握不能泛泛而談,融媒時代的重要性更強調對用戶微觀層面需求的關注 。
【PDF直接打印 必考！15大核心理論在新媒體環境下的嬗變】對于融合新聞來講,地域上的接近性仍然具有價值,但是實現這種價值的形式卻發生了一些變化 。從融合新聞的表達角度看，注明時間、地點的消息頭將有助于搜索引擎判斷新聞的時新性和地域接近性,這對于提高新聞的搜索排名、增大點擊量是有積極作用的,是在互聯網環境下重新理解和利用接近性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 。
此外 ， 數字新媒體具有便捷的互動功能,用戶得以便捷地發表自己的意見、抒發自己的感情,這種互動拉近了新聞與用戶間的情感距離,增強了新聞接近性 。網絡技術還可以針對用戶的具體情況推送更加貼近用戶的新聞信息,此種接近性完全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全方位觸碰用戶內心世界 。數字技術讓用戶可以靈活定制新聞產品,融合媒體給予新聞推送服務,增強了新聞傳播的針對性,有利于用戶獲取最具接近性的新聞信息 。
顯著性這一新聞價值屬性在新媒體環境下仍然重要,名人效應依舊發揮著積極作用,發生在著名人物或機構身上的事情很容易受到關注 。但與傳統媒體時代不同,融媒時代對人物顯著性的要求降低了，普通人物被關注的概率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按照傳統標準無法被報道的普通人物,在融媒時代卻越來越多地被報道、被傳播 。
傳統媒體雖然也注意到趣味性因素的新聞價值,但總體上將其置于一個比較次要的位置,這一點對于中國的傳統新聞業來講更是如此 。傳統媒體從價值取向上往往更加強調重要性、顯著性等新聞價值屬性,并注重以硬新聞的形式加以報道,而對趣味性這一新聞價值屬性的關注卻比較輕視 。
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在新聞價值取向上發生了很大變化,它們高度重視趣味性價值,注重趣味性因素的挖掘,慣于采用軟新聞技巧加以報道 。事實上,用戶對趣味性的需求是沒有止境的,同時用戶本身也在創造著無窮的趣味價值,這一點甚至遠遠超過了職業采訪人員的想象 。“當公民新聞將它們的故事性、趣味性與民間智慧結合在一起,加上豐富多彩的發布形式和互動形式時,傳統新聞媒體在這方面的努力就顯得相形見絀 。在這個問題上,人民的智慧和想象力總是無窮的,而新聞媒體則總是蒼白的” 。
新聞真實性是新聞的特性之一，指新聞報道必須以事實為基礎 ， 符合客觀實際 。真實是新聞的生命，新聞真實是具體真實與總體真實的統一 。“具體真實”是指新聞報道對具體的客觀事實所作的真實的反映 。新聞的“總體真實”是指新聞報道真實地反映客觀事物的運動變化過程和客觀事物的普遍聯系，揭示客觀事物相互聯系和發展中存在的內部規律性 。具體要求是：堅持事實第一 ， 新聞第二，事實是源的觀點；在實際工作中不僅具體事實要準確無誤，還要深刻地反映事實，揭示事物的本質，把握現象真實和本質真實的統一 。
在新媒體環境下, 新聞傳播的主體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采訪人員”, 因為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 只要一部手機就可以隨時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臺上進行消息發布 。可以說, 多元化的傳播主體都只是傳播網絡中的一個節點, 這些節點聚合在一起才構成了完整的事實, 有效提高了新聞的生產及傳播效率 。當然, 這些傳播主體的水平也是參差不齊的, 他們之間既有互補, 又有沖突 。例如2018年11月4日福建泉州市泉港區發生的碳九泄漏事件 。該事件發生后, 泉港區環保局發布通告稱, 共有6.97噸碳九物質從裝卸碼頭和油船之間的連接軟管處泄露 。同日再次發布通告, 稱“大氣揮發性有機物濃度指標也達到安全狀態” 。而對于官方的通告, 當地百姓并不買賬, 頻頻在自媒體爆出“空氣難聞, 令人不舒服” 。
在新媒體時代, 多種媒介則實現了有機融合, 互為補充, 為新聞真實的實現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此外在網絡技術的推動下, 新聞的表現形態也正逐漸豐富起來 。H5、AR、VR等技術不斷為新聞注入新的活力, 為展示新聞真實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間 。此外, 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 機器人寫稿已經運用到了經濟和體育類新聞當中, 重新定義了新聞業 。值得一提的是, 像新華社“上崗”的全球首個“AI主播”也從某種程度上顛覆了觀眾對主持行業的認知 。
隨著社交媒體的普及, 網民在獲取碎片化的信息同時也讓“后”有了新的發展空間, 使得假新聞、流言蜚語等呈病毒式傳播 。例如:百度新聞、新浪新聞、騰訊新聞等網絡平臺, 新媒體小編中“標題黨”層出不窮 。為了使新聞的點擊量達到高峰, 這些“標題黨”小編常常把標題的設置當做新聞的重點, 而忽視了新聞真實, 將人們的好奇心鎖在新聞熱點上 。受眾點開標題后, 才發現該篇報道并無實質內容, 或者文不對題, 或者觀點模棱兩可 。
20世紀70年代，美國傳播學者麥庫姆斯和肖通過實證研究發現 ， 在公眾對社會公共事務中重要問題的認識和判斷與傳播媒介的報道活動之間，存在著一種高度對應的關系，即傳播媒介作為＂大事＂加以報道的問題，同樣也作為大事反映在公眾的意識中；傳播媒介給予的強調越多，公眾對該問題的重視程度越高 。
根據這種高度對應的相關關系，麥庫姆斯和肖認為大眾傳播具有一種形成社會＂議事日程＂的功能,傳播媒介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公眾矚目的焦點和對社會環境的認知 。后來也有一些研究對報紙，廣播電視媒介等不同媒介的議程設置功能的特點進行了探討 。
在去中心化的互聯網時代，技術賦權受眾，傳播權力下沉 。大眾傳媒在議程設置方面的壟斷性地位受到了挑戰 。微博用戶、微信公眾號、各類資訊平臺都成為議程設置的主體，并且通過部分意見領袖和大量網民的共同參與，議程設置的效果也可見一斑 。
網絡媒體下受眾選擇信息具有傾向性,而受眾在網絡中的強匿名心理又使得網民們都想在網絡的信息傳遞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自下而上”的網民的自我設置與選擇作用越來越強，網民間聯系的加強有利于某些議題迅速、廣泛地擴散 。
網絡環境下，伴隨著媒介信息的豐富和受眾興趣的分化，受眾的信息及媒介議程的接觸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但另一方面，恰恰因為網絡信息內容的紛繁復雜，少部分優質的內容及重要的新聞往往會得到大量的媒介聚焦 。以微信公眾號為代表的自媒體傳統上被認為是造成媒介議程分化的重要力量，但事實上由于商業利益的驅動，他們往往成為熱點最敏感的追隨者，這就造成了社會場上看似選擇無窮多樣，但實際上大家關注的焦點卻不過寥寥幾個的現象 。
在新媒體時代 ， 網民掌握了一部分議程設置的權力 。網絡環境的無限性與自由性，使每個人都是一個可以獨立發聲的傳播者，而且每個人自由選擇接收自己感興趣的信息 。例如雪鄉宰客事件，類似的事件其實已經屢見不鮮，可以說這就是每天在我們身邊上演的宰客事件，如果在傳統媒體時代，可能媒體沒有足夠的精力和版面去關注每一件類似的事情，但是在新媒體時代議程設置的內容更加多元，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設置議程 。
這個理論最早出現在1974年德國社會學家諾依曼于《傳播學刊》 上發表的一篇論文 ， 后在1980年以德文出版的《沉默的螺旋：——我們的社會皮膚》一書中做了全面概括 。其包含的基本內容可以細分為以下三點：
第一、個人意見的表明是一個社會心理過程；人作為社會性動物，總是希望從周圍環境中尋找支持，以避免被社會孤立的威脅 。為避免被社會孤立，人們在表明意見之際會對周圍意見環境進行觀察，如果自己的意見處于“優勢”或“多數”意見，則大膽表明，反之則會轉向沉默或附和 。
第二、“優勢”意見方的擴大造成另一方的沉默，這種沉默趨勢像螺旋一樣慢慢擴散；“優勢”意見力量強大，反過來促使其他不同意見轉向沉默，這樣就形成了一方“呼聲越來越高漲” ， 一方越來越沉默的呈螺旋擴散態勢的傳播過程 。
第三、大眾傳播通過營造“意見環境” 影響人們的感知 。在群體的交流過程中，人們會通過判斷周圍的意見環境來發表觀點，意見環境的壓力作用于人們懼怕孤立的心理，強制人們對大多數的“優勢意見”采取趨同行為，形成 。
在中國，網絡的匿名、離散、碎片、便捷特性很容易與網民的非理性特征聯系起來,尤其是中國網民結構呈現的“三多”特點一一學生多、年輕人多、底層人群多,導致網絡空間充斥著解構、與怨恨 。因此,一人爆料維權,眾人“圍觀”,互聯網成為弱勢群體展示傷痕和互相取暖的地方,也經常變成傾瀉“仇官”、“仇富”等負面情緒的“垃圾箱” 。
這種意見氣候在公眾的集體記憶、情感結構、以及刻板印象的共同作用下,導致習慣性質疑,走向“群體極化”，網絡空間由此充斥著帶有民粹傾向的暴戾之氣 。與傳統的溝通交流方式相比,網絡上的負面意見氣候主要是通過諷刺、謾罵和宣泄等網絡語言來顯現,它具有易觀察性、保存性和累積性特點,更容易形成強大的場,溫和和理性的觀點要么被淹沒在口水中,要么在群體激昂的公眾的謾罵和攻擊聲中走向沉默 。
決定中國網絡公共事件走向的是情感而非理性，中國網絡公共事件的發生和發展,往往遵循情感邏輯 。公眾關注的焦點是身份的歸屬、情感的認同,而不是事實本身的對錯,尤其是在“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強大示范下,以勢抗爭、以死抗爭往往取代依法抗爭、以理抗爭,情感成為貫穿事件發生和發展的邏輯 。“社會泄憤事件”、“非直接利益型群體性事件”、“悲情抗爭”,他們都指出了“憤怒”與“悲情”在網絡公共事件中的動員作用 。
因此，在中國的網絡公共事件中,存在有強烈的泛道德主義傾向，理性思辨往往被情感動員所壓制，甚至謠言被視為弱者反抗的武器，一切與抗爭目的不同的聲音要么被同化,要么受到攻擊陷入沉默,最終走向了“沉默螺旋理論”所揭示的寡頭化和集中化 。
諾依曼曾將大眾媒介視為意見氣候的主宰者,主要緣于大眾媒介的“共鳴效果”、“累積效果”、“遍在效果” 。到了互聯網時代,大眾媒介的累積效果以新的方式呈現 。從近幾年的網絡輿情發展態勢來看,網絡公共事件往往在傳統媒體、網絡媒體共同作用下,走向關聯化和序列化,產生疊加效應,強化了意見氣候 。它主要有以下三種方式：
1）橫向序列化報道模式 ， 是指在一定時間段(輿情的興奮周期)內發生一件重大事件后,同時段的相類似議題不斷被挖掘的現象,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場,如“性侵”事件、”滴滴司機“事件、“中國Me too”事件等,都是單個事件引發同時期媒體的序列化、規模化報道 。
2）縱向序列化報道模式，是指一個事件的發生引發了不同時段同類事件集體記憶的激活，這種同類事件的集中化呈現到一定程度后,會形成一種既定的認知框架,影響公眾的道德判斷和現實行為 。如“彭宇案”雖然發生在2006年但它遺留的集體記憶卻在不同的時空被反復激活,在公眾中形成了“做好事沒有好報”、“遠離老太太”的認知框架 。
3）橫向與縱向交織報導模式，是指事件的發展呈現共時與歷時熱點素材交疊的現象,它既從同時段的素材中進行橫向聯想,又從歷史素材中尋找新的輿情熱點 。
可見，在中國的互聯網環境下,“沉默的螺旋”現象隨處可見,在涉及公眾敏感的對象(涉官、富、警)時更是如此,但是,這種的“一邊倒”現象并不是諾依曼所描述的“社會團結、秩序維護”的紐帶 ， 而是強化刻板印象,解構主流的武器,這并不是發展的福音 。
數字鴻溝起源于1999年美國國家遠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發表的一篇題為《在網絡中落伍：定義數字鴻溝》的報告 。是指處于不同社會經濟水平的個體、家庭、企業和地理區域之間，在信息通信技術( ICTs) 的使用機會和許多活動中的互聯網應用方面存在的隔閡 。
后來的學者認為，數字鴻溝更多地體現為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媒體接觸和使用狀況的四種差異 ， 包括：A（access）——人們在互聯網接觸和使用方面的基礎設施、軟硬件設備條件上的差異；B（basic skills）——使用互聯網處理信息的基本知識和技能的差異；C（Content）——互聯網內容的特點、信息的服務對象等更適合于哪些群體受益；D（Desire）——上網的意愿、動機、目的和信息尋求模式的差異 。數字鴻溝問題是傳統的“知溝”和“信息溝”問題在新的媒介技術環境下的延伸 。
相對于傳統媒體，進入網絡的經濟壁壘顯然更高 。基礎設施費用、服務費用使可進入者和不可進入者之間形成了知溝 。而且近年來興起的知識付費模式更將經濟上處于劣勢的群體排斥得更遠 。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 ， 社會貧富分化加擴大，顯然存在著互聯網時代的邊緣化人群 。
受眾使用互聯網處理信息需要基本知識和技能，而且信息水準程度與采用新媒介技術的積極性成正比 。同時，技能的要求會隨著技術的發展而不斷變化，有些人可能勉強掌握了初級技能 ， 也會因沒能及時跟上前進的步伐而被拋在數字鴻溝不幸運端 。被技術越拋越遠后，有人會從內心日益鞏固起對技術的恐懼和反抗 。所以，互聯網向低學歷人群的滲透速度明顯低于高學歷群體 ， 教育程度的差異，必然會導致媒介使用能力的差異，進一步導致數字鴻溝的擴大 。
媒介素養是指受眾使用和解讀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識、技巧和能力，具體包括信息獲取能力、鑒別與批判性接受能力、為自己獲取社會資本的能力等等 。受眾媒介素養的不同也會導致其信息接觸行為的差異 。部分受眾的媒介使用僅僅是為了滿足生理需求，沉溺于網絡提供的表層信息和通俗娛樂之中，不知不覺失去社會行動能力，而滿足于“被動的知識積累”，異化為成為單向度的人 。而部分受眾將互聯網作為拓展視野、獲取資訊、感知社會環境變化的工具 。以此個體間的差異也會造成數字鴻溝的擴大 。
文化壁壘在不同年齡群體的網民之間表現得十分突出 。文化具有群體區隔作用，年輕人追求解構、個性，不崇尚權威，標新立異 。年輕人的文化是后現代文化的外顯 。去中心化的互聯網的傳播解構就有利于塑造后現代的文化特征，并且以其對后現代的全面接納被民眾所青睞 。但老年用戶的媒介使用文化是在傳統媒體中形成的，重視理性與邏輯思維，當他們帶著時代的文化烙印進入網絡場域中，會發生“文化休克” 。
由于網絡社群和個性化推送機制的興起，信息的圈層化傳播的過濾氣泡和回聲室效應使得圈子的內容加厚 ， 群體的立場先行 。人們對于與自己不同的觀點呈現出排斥、逃避的心理 。不同代際間豎起高墻 ， 圈子間信息的溝通不見得比信息匱乏時代來得暢通有效 。這樣的傳播機制進一步使知溝擴大 。
在文化、經濟、教育等力學結構下，數字鴻溝呈現擴大的趨勢 。為了縮小知溝我們應加強用戶公共事物參與的秩序化建設，加強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網絡提速降費，擴大公共討論空間，構建信息繭房之間的人行道，增加信息偶遇的機會 。
研究大眾傳播潛移默化的社會效果的一個領域，以美國批判學者格布納為代表 。“培養分析”最初研究的焦點是電視的暴力內容的社會影響問題 ， 后來擴展為考察大眾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現實”與人們的現實觀之間的相互關系 。
“培養”理論認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大眾傳播對人們認識現實世界發揮著重大影響，由于傳播媒介意識形態和價值的傾向性，人們對現實的認識和信念與實際存在的客觀現實之間發生著很大的乖離，它們更接近于媒介的“象征性現實”而非客觀現實 。傳播媒介對人們現實觀的影響是一個“培養”過程，即通過象征事物的選擇，記錄和傳播活動，潛移默化地提供關于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共識 。“培養”理論特別強調“描述日常生活的電視劇”所產生的“培養效果” 。
傳統的涵化理論認為，只有媒介涵化受眾的理論；但是在大數據時代，由于網絡的便捷性、實時性、交互性，受眾可以親自參與到網絡虛擬環境的構建過程中，媒介內容和展現方式會根據受眾需求的反饋而進行調整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大數據時代是“受眾決定媒介” 。例如 ， 受眾在使用淘寶時的物品推送，就是淘寶后臺計算機根據受眾平時的購買情況和瀏覽情況進行的按需推送，一方面滿足了受眾的個性化需求，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成交的可能性 。
“媒介涵化受眾”與“受眾涵化媒介”實現了多時空、度、多方面和實時性推送的精準涵化 。大數據時代的精準推送 ， 能夠幫助受眾把注意力從線上轉移到線下 。比如，網絡監測到你是愛車一族，就會給你推送各種各樣的圈子、各種車友會的聯系方式 ， 你可以通過線上加入的方式發展成為線下交流 。網絡媒介極大地滿足了受眾不同時空的個性與需求 。
“媒介涵化受眾”具有破壞性、結構性涵化的特點由于網絡的便捷性與大數據時代推送的精確性和瞄準性，受眾容易在線上投入過多的時間，或者與網絡中的好友更多接觸而忽略了與身邊的朋友和親人的交流 ， 破壞人們之間的現實親密關系 。
“第三人效果”理論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戴維森于1983年提出，是指人們在判斷大眾傳播的影響力之際存在著一種普遍的感知定勢，即傾向于認為大眾媒介的信息（尤其是說服性信息或宣傳以及負面信息）對“我”或“你”未必有多大影響，然而會對“他”人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
人們在判斷大眾傳播的影響時存在著雙重標準：傾向于“高估”媒介傳播對他人的影響而“低估”對自己的影響“第三人效果”是一種說服或宣傳技巧，也是大眾傳播的現實影響的一種發生機制 。
受眾對信息來源權威性、 客觀性的認識會影響“第三人效果”的強弱，對權威、客觀的信息受眾會表現出較低的 “第三人效果” ， 也會更傾向于做出理性的行為 。在以往的大眾傳播時代 ， 媒體和受眾的互動受限，信息傳播更容易被理解為宣傳、勸服，并且受到地域限制 ， 信息的下達率降低，權威信息的影響力會被削弱，因此會加劇第三人效果 。
新媒體的使用，一方面為權威信息更快更直接地到達受眾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加強了媒體與受眾的互動 ， 有助于消除傳播隔閡，并且，受眾之間也可以進行溝通交流，從而減少自己的“盲目樂觀” 。新媒體給“他們”中間的知情者、 權威信息解讀者提供了更自由的話語權， 有助于促進公眾間的溝通交流，在官方意見之外形成更有親和力的意見交流 。
這一點主要關注于對公眾認知形成過程中知識和習慣的影響 。大眾傳播時代，報紙、電視這些媒體是公眾信息的主要來源，如果公眾對大眾媒介的信息存有質疑，公眾自己尋求的渠道又比較少，因此流言就可能產生蔓延 。新媒體出現后，公眾主動探求信息更加方便，越來越多的人在遇到問題時，喜歡通過網絡尋找答案 ， 這就提高了公眾科學認知事物的能力，提高了普遍的社會智能 。
美國社會學家帕克認為 ， 距離是一種可以測量表現個人和一般社會關系的理解和親密的程度和等級 。由于 “第三人效果” 的產生最初是基于個人對 “他們” 的誤解與誤判，這歸根結底是人與人之間的不了解 。在大眾傳播時代，受眾之間的交流更多是在親朋好友這些有地理接近性的人群之中，陌生人之間的互通信息很少，人與人之間的不了解容易造成誤判，產生傳播隔閡 。
新媒體的出現讓交往沖破了地理限制，陌生人之間的意見表達更加容易 ， 因此借助新媒體可以消解隔閡，減少受眾對“第三人”的誤判 。
“使用與滿足”研究把受眾看做是有著特定“需求”的個人，把他們的媒介接觸活動看做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動機來“使用”媒介，從而使這些需求得到“滿足”的過程 。
使用與滿足實際行為的發生需要兩個條件，其一是媒介接觸的可能性，即身邊必須有可接觸的媒介，如果不具備，受眾就會轉向替代性的滿足手段；其二是媒介印象，即媒介能否滿足自己的現實需求的評價，它是在以往媒介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 。
根據媒介印象，人們選擇特定的媒介或內容開始具體的接觸行為；接觸行為的結果可能有兩種，即需求得到滿足或沒有滿足，無論滿足與否，這一結果將影響到以后的媒介接觸行為 ， 人們會根據滿足的結果來修正既有的媒介印象，在不同程度上改變對媒介的期待 。
在傳統的理論中，人們與媒介的接觸方式十分有限，多數受眾通過使用大眾媒介獲取其傳播的內容或擴展生活的豐富性 。但在新媒體時代下，人們接觸媒介的方式已經從“接受媒介”到“控制媒介”，即人們與媒介的接觸變成一種對媒介的控制行為 。控制是新媒體對受眾權力的解放，受眾使用新媒體得到的控制力可以分為對時間、空間的控制和對線
傳統的“使用與滿足”理論認為受眾對媒介的使用與滿足要經歷“社會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觸→需求滿足”
在研究群體中信息流通渠道時提出的一個概念 。50年代，懷特將這個概念應用于新聞研究，提出了新聞傳播的“把關”過程模式，懷特認為，新聞媒介的報道活動不是、也不可能是“有聞必錄”，而是對眾多的新聞素材進行取舍選擇和加工的過程 ， 在這個過程中，傳播媒介形成一道關口 ， 通過這個關口傳達給受眾的新聞或信息只是少數 。“把關人”既可以指個人，如信源、采訪人員、編輯等 ， 也可以指媒介組織 。
在傳統媒體時代，“守門人”的角色多由采訪人員、編輯承擔 ， 只有這些少數的大眾媒介內部人員掌握著信息傳播的權利，決定哪些信息能夠進入大眾的視野 ， 大眾媒介的外部人員基本無法參與信息的把關 。而在傳播渠道充分暢通、傳播權利充分泛化的網絡時代，傳播過程越來越體現為一種雙向的、互動的
等方面，是在內容發布前的篩選和加工 ， 是信息發布前的“事前把關” 。這種事前把關是單一的渠道把控，更看重社會的有效控制 。主要體現在政府通過管控媒體 ， 把控社會輿情，以期達到維護民眾利益和社會安定的目的 。而網絡傳播環境中 ， 個人層次往往是“事后把關” 。個人在網絡傳播中更注重事后對信息的過濾、轉發，再以傳播者的角度發表言論、觀點、評論社會事務，對自己的言論進行把關 。
傳統媒體時代，信息的發布往往要經過采訪人員、編輯大量的勞動之后，通過校對、編輯、責編、總編等層層把關，把關人員、程序較多，信息的篩選較為嚴格 。而網絡傳播時代 ， 傳統媒體的新聞網站只是將紙媒新聞“搬”上網，一般只有少數的網絡編輯直接負責；以營利為目的商業網站更是如此 ， 不僅擠壓資金招募專業的采編團隊，甚至只有少量的非專業人員直接掌握網站的信息發布權，大大縮減了把關程序 。這樣做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擴大了受眾的知情權，但也帶來了網站新聞質量差、商業娛樂新聞泛濫、受眾接收面變窄等一系列問題 。
創新與擴散理論指創新經過一段時間 ， 經由特定的渠道 ， 在某一社會團體的成員中的傳播過程 。擴散的軌跡呈S型，即在采用開始時速度很慢，當其擴大至一半時速度加快 ， 接近最大飽和點時又慢下來 。
創新與擴散理論的基本假設是：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是新觀念傳播和說服人們利用這些創新的最有效的途徑，大眾傳播能有效提供信息，人際傳播可以改變人們的態度和行為 。大眾傳播的早期過程比后面更有影響 。大眾傳播對于新思想，新技術的傳遞，使得新的生產方式在社會系統中實現擴散，有利于經濟欠發達的國家發展經濟；大眾傳媒有組織的傳遞科學與文化知識有利于實現國家內部變革和觀念更新 ， 形成創新機制 。創新的不同采用者有：創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的大對數、晚期的大多數、滯后者；擴散的四階段（重要考點）:知曉、勸服、決定、確定 。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創新的作用不僅在于提供信息,更在于滿足人們的需求,但是將需求滿足與使用代價相比,人們總是傾向于先滿足技術的使用代價,再滿足需求 。當新技術的出現不存在使用代價的差異時,滿足的層次越高,創新越能獲得人們的青睞,擴散速度也會越快 。英國傳播學者丹尼斯·麥奎爾通過大量的研究,總結出用戶使用媒介的四項基本需求:釋放情緒、建立人際關系、自我確認、監視環境 。隨著人們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的逐漸滿足,創新擴散需要更多地考慮新事物、新觀念對于受眾高層次需求的滿足 。
傳播路徑方面,公眾是新媒體最主要的信息來源,信息接收者和信息發布者兩種角色隨意轉換,有別于傳統媒體的單向傳播,新媒體是一種雙向互動式的傳播模式 。另外,受眾對于創新的接納一般分為兩種一一認知層面的接納和技能層面的接納
1944年在《人民的選擇》提出 ， 指活躍在人際傳播網絡中，經常為他人提供信息、觀點或建議并對他人施加個人影響的人物 。意見領袖與被影響者一般處于平等關系；均勻地分布于社會上任何群體和階層中；影響力一般分為“單一型”和“綜合型”；意見領袖社交范圍廣，擁有較多的信息渠道，對大眾傳播的接觸頻度高、接觸量大 。意見領袖作為媒介信息和影響的中間、過濾環節，加快了信息傳播進程并擴大了傳播信息的影響 ， 對大眾傳播效果產生著重要的影響 。
目前的趨勢，是粉絲們在與意見領袖們的互動中，越來越握有主動權 。當前 ， 各大商業門戶網站，尤其新浪、騰訊，為爭取人氣 ， 以其雄厚的資本實力爭奪意見領袖群體到他們的旗下 。而待遇的高低，基本以意見領袖所擁有的粉絲數量和活躍程度為依據
集體意志，不管他們是對是錯，是理性表達還是情緒發泄，縱使是網絡暴力，他們也只能跟著粉絲們一起集體起舞 。2
無論是網下定期或不定期聚會的強聯系，還是網上QQ群等網絡通訊工具里商談的弱聯系 ， 每當有重大事件發生，或者采取一些有影響的行動，意見領袖們常常會事先協商 。縱向的是大意見領袖征詢作為其粉絲的小意見領袖們的意見;橫向的是各獨立的意見領袖們交換意見，商討行動計劃;或者縱向橫向同時進行 。這樣做，可以協調一致 ， 造成更大的聲浪，但更大目的是以此可以有效壓制粉絲群里的異見者，維護集體內部的一致 。
新聞框架是新聞媒體對新聞事實進行選擇性處理的特定原則，這些原則來自于新聞媒體的立場、編輯方針以及與新聞事件的利益關系，同時又受到新聞活動的特殊規律的制約 。在一定的新聞文本中，新聞框架通過一定的符號體系表現出來 ， 這些符號形成對新聞事件意義的建構 。在新聞報道中，框架的存在是一種必然
深度，而新媒體所秉持的是時效性 。同時 ， 新媒體上較多的新聞源的出現，也打破了傳統媒體時代只有一個新聞源的情況，媒體可以根據受眾對話題的熱議程度來決定下一步的報道方向 。部分考查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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