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研究是當下歷史研究的熱門問題之一 。確實，每研究一個問題須先從概念入手，只有準確地把握了概念，才能更好地去認識歷史 。
而北洋軍閥亦是一個異常復雜的概念，對于正確理解北洋統治時代至關重要，因此本文從概念相關的問題切入 。
1，關于北洋軍閥定義的史學爭議
將軍閥的產生定在1895年袁世凱小站練兵，而將1928年張學良“東北易幟”標志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結束 。
對此，學界似無爭議，但關于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起點卻存在明顯的爭議 。
以來新夏為代表的絕大部分學者認同將1912年袁世凱任大總統作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開始 。
但也有一些學者提出異議 ， 如張華騰、張玉法、齊錫生等，認為1916年才應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起點 。
認同北洋軍閥統治始于1912年的學者們的依據在來新夏先生的一篇相關研究綜述《北洋軍閥史的劃階段問題》里有較典型的反映 。
大致如下：
彭明教授最先提出為北洋軍閥史分期的問題，并在其文章中將北洋軍閥的興亡分為三大階段，但來新夏先生認為劃分階段還應考慮其發展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事件 。
而辛亥革命“這個重大歷史事件完全應該作為劃分北洋軍閥史的界標 。
而且北洋軍閥集團正是以辛亥革命為契機，由一個軍事集團一躍而成為統治全國的政治軍事集團，出現了中國近代歷史上的軍閥統治”，并將北洋軍閥史劃分為四階段 。
而認為以1916年為北洋軍閥史起點的學者們則相當于不承認袁世凱及以前的統治為軍閥統治 。
張華騰教授的解釋較為詳細——“把這個集團的興起階段（即1912年以前）也稱之為軍閥似不科學 ， 因為目前給北洋軍閥的界定在袁世凱統治時期及其以前均不適用” 。
作者追溯了諸多學者為軍閥下的定義，但仍覺“這種概念用于1916年以后的局面非常合適，而用之以前顯然不妥 。”
學者們對北洋軍閥不同發展階段的劃分與他們對此的命名息息相關——關于此時期的當權者 ， 有學者習慣稱之為北洋軍閥或北洋軍閥集團 。
但也有學者持鮮明的反對意見，認為應稱為北洋集團，對于這段時期的命名也不盡相同，如北京政府時期、北洋政府時期、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等等 。
張華騰教授注重對北洋軍閥的形成過程的描述——“如果一開始就稱他們為軍閥，就具有反動性 ， 那么對北洋集團的存在作何解釋？對北洋集團在上升時期對中國社會發展所做出的貢獻該怎么評價？
我認為只有用一個中性的詞匯‘北洋集團’對其進行研究，才符合歷史的實際 。”
桑兵教授也在文章中提道：
“有學者意識到北洋軍閥統治的說法存在爭議，而且與事實不相吻合 。尤其是袁世凱統治時期，與軍閥的概念出入過大，因而將這一時期稱為北京政府 。而將袁世凱之后稱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 。
“如果將國民政府統一前的民國政府統稱為北洋軍閥政府，將這一時段統稱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或北洋政府時期，則有以偏概全之嫌，不利于全面研究和認識這一重要歷史時期 。”
綜上，這種對北洋軍閥史分期問題的爭議實際上大都承認北洋軍閥的形成是一個過程，只是在這一軍事集團在何時演變為軍閥有不同意見，1912年與1916年的說法似乎各有其道理 。
然而，桑兵教授上述的話提示了在分期之外還需要思考一個本質的問題 ， 這正是而以往關于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研究所缺乏的，又是最近所改善的——何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
其與民國史或北洋史的關系如何？這就涉及到定義和歷史實際的爭議 。
2，應該如何全面理解北洋時代？
但正如本文開頭提到的，這一定義是復雜的 。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本就是個籠統的概念 ， 我們往往以北洋軍閥史稱呼北洋政府主政時期或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這一段的民國史 。
將其視為辛亥革命與國民黨統治之間的過渡時期，成為更具合法性的革命的對立面 。
但實際上，北洋軍閥史并不能完全覆蓋后者的范圍，而以往對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研究明顯不夠全面 。這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首先，此時期應該考察的主體絕非僅僅是軍閥及其各派別 。
桑兵教授形象地指出，“即使北洋的歷史，研究也不能僅僅限局限于軍閥 ， 為數眾多的政客、官員、僚屬、幕府、客卿、文膽，都是當年政治舞臺上的生旦凈末丑 。
研究北洋集團，這些熟知內情背景的親歷者的身手口眼杳無蹤影，所論難免隔靴搔癢，表面文章 。
【正確定義北洋軍閥起止時代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時間】目前這一部分的相關史料大都未經整理出版 ， 零散的遺留也缺少系統梳理，要想認識北洋到位，談何容易 。”
張華騰教授也提示應該“不僅僅要研究北洋軍閥，還要研究其他政治勢力以及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全貌包括經濟發展、文化傳承及社會問題等 。”
這提示我們應該打破以往片面的認識，更多關注研究的不足之處 ， 盡力達到此時期有關的全面的研究，如人物方面，就不應僅僅圍繞主要的軍閥展開 。
這一點較好理解，因為軍閥不可能是其統治時期所有舉措的創造者 。
有學者研究北洋時期經濟政策與經濟立法方面的成果往往是政府中吸納的資產階級專業人士作為文職官員促成的，如梁啟超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時便積極推行改革 。
如果不對這些人進行深入研究 ， 想必無法深刻了解其政策的實施，無法真正明晰軍閥的定位 。
再如其他的研究領域，目前越來越多的研究均承認北洋時期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律、外交等方面有諸多現代性的、進步的因素，并非一片黑暗 。
如今，此種狀況有所改善，羅敏老師在民國史70年的研究綜述中提到目前研究一個轉變就是“從關注進步的革命力量 ， 轉向研究過去被忽略的落后的人物與黨派” 。
最后，長期以來，受革命史觀和左的意識形態的束縛 ， 史學界對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歷來以‘北洋軍閥’來命名，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也往往予以‘黑暗’、‘專制’等負面概念簡單概括” 。
長期以來，史學研究者對北京政府時期軍閥現象的解讀多強調派系傾軋和戰事頻仍對中國近代政治經濟發展的負面作用 。
以往對于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研究受到政黨史觀與革命史觀的影響 ， 更多展現的是其陰暗的一面，視其為無足輕重、毫無亮點可言的過渡時期 。
然而，根據學者們對于“軍閥”話語的研究與再檢討 ， 北洋政府時期、軍閥都是值得商榷的 。
徐勇教授的研究揭示出了“軍閥”話語體系中的政黨政治與外來因素 。
最終，政黨史觀或革命史觀在“軍閥”話語詮釋中逐漸占主導地位，其批判屬性被推向極致，并出現泛用或泛政治化傾向 。
軍閥的主導內涵就一步步被構建起來，而北洋政府時期也就變成辛亥革命時期與北伐時期這兩個占據合法性的制高點的時期中間的過渡期，意在凸顯北伐的政治正當性 。
3，歷史理解的長時段周期理論
從長時段來看 ， 稱之為過渡期也無不可，因其為新舊近代中國社會新舊兩種因素相互交織而又激烈沖突的時期 。
且“北洋時期這樣的形態，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相比較 ， 只屬于政權更迭時期的非常形態，而不是主流大局 。”但不應被視為是無足輕重的 。
誠如張華騰教授所言，北洋時期“是一個社會發展從轉型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期，新與舊、中與西、先進與落后、進步與反動、傳統與現代并存 ， 反對外國侵略與向西方學習同在，各種矛盾縱橫交織，呈現出的是一個極端混亂、無序的時期 。”
也正如張鳴教授所言 ， “軍閥不是好的統治者，但人們必須承認這種統治是中國人追求現代化的果實(雖然是苦果)，也是歷史演進合乎邏輯的過程 。”
因此，我們需要打破過去以北洋與革命相對立競爭的史觀 。
在肯定革命史觀影響的判斷的基礎上，也應從社會發展與社會轉型角度進行挖掘，將其置于長時段的歷史中解讀其在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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